宛如相片中的光線那般昏暗，當時的謝德慶，人生陷入一個無形的桎梏。異鄉生活並不光鮮亮麗，每天醒來都像被灰厚的牆壁屏蔽，沒有變化，也沒有出口。
奔向自由國度的年少歲月
或許對年輕時的自己，會走到那種處境，謝德慶並沒有太多意外。出生於屏東一個傳統大家庭，從小就不屬於升學體制內的勝利組。他從高中輟學，蓄長髮，聽搖滾樂，愛上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卡夫卡，過著近似嬉皮的放縱生活，並從那時開始做藝術。起初是繪畫，後來他用攝影機紀錄自己從15英呎高的二樓跳下，摔碎兩隻腳踝的過程，成為早年創作一個標誌性的舉動。
把身體推向毀滅，乍看令人不解，但那是他在戒嚴時期的台灣，面對極度壓抑的生活氣氛，選擇的「突圍」方式。1974年，他又跳了一次。這次是以偷渡客的身分，從船艙跳進世界藝術的中心紐約，一躍成為了非法移民。
一年，是生命週期循環的長度
缺乏學歷和背景，一個無依無靠的非法入境者，注定只能在邊緣求生存。謝德慶一邊做清潔工作，一邊繼續激烈的實驗行動。例如狂吃中式炒飯直到嘔吐，或請朋友堆上半噸石灰板再並撲倒並壓斷鎖骨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從沒有創作突破的苦惱中醒悟：這樣毫無意義地耗日子，本身不也是一種藝術？
「早期的創作行動像反面教材，是一個點，讓身體受傷。而後來的作品變成長時間進行，就像一個完整的面了。」他對La Vie表示。
他的「長時間」，指的是一整年。1978年秋天，他在友人的見證下，於布魯克林一座閣樓內的籠子裡，把自己關了一年。過程中不語、不讀、不寫、不接觸任何電視或廣播，完全與外界隔絕。1980年春天，他又以工作室為場景，連續一年每天間隔一小時打卡一次，途中毫無休息日。
這種從短暫激烈的身體性傷害，變為漫長卻帶毀滅性質的創作轉向，和身處底層、每日進行重複工作的生活不免有所關聯；但更多在於內心的衝突。一種對生命概念的根本性質問驅動著他，讓意志力戰勝生理的難耐，徹底重現人類「耗時間」的真貌。「我的作品不關乎如何度過時間，而就是度過時間。」謝德慶說。 1981年，彷彿要從密閉空間徹底解放般，他進行後來被稱為「戶外」的作品。長達一年拒絕進入任何有遮蔽物的空間，每天在曼哈頓下城區十四街以南的地方遊走，把公園當臥室，中國城作廚房，肉品市場視為取暖的火爐，完全翻轉城市的公共性概念，變成私視角的「住所」。1983年，他和另一位女性藝術家琳達用8英呎的繩子綁在一起，一同生活了一年，完成簡稱為「繩子」的第四件「一年行為表演」，逼視無法分割的兩人，如何揭露與接納對方最私密的生活面貌。
掌聲響起時，已轉身下台
照片中一臉青澀的謝德慶，當時並沒有想到，這些執著至近乎瘋狂的創作，往後能奠定他在國際藝壇無可動搖的地位。邁入21世紀，美國重要的美術館陸續整理行為藝術的歷史脈絡，而他因此被推向舞台中央。2009年，MoMA和古根漢美術館分別回顧他最早兩件一年行為作品「籠子」和「打卡」，報導與佳評如潮水般急漲，而他的英文「Tehching Hsieh」，也成為行為藝術史上從此無法抹去的名字。
但對他而言，這些都來得太晚。接在「繩子」後，最後一件「一年行為表演」，簡稱「不做藝術」，內容是一年中完全不看不說藝術，也不走入博物館或畫廊等地。當時他就感覺創作能量的消失。1986年，最後一項行為表演開始，隱世生活了13年後，謝德慶在1999年最後一天宣布「我存活了」，引起極大爭議。然而他心裡明白，「做藝術」已到盡頭。最後兩件消失在大眾眼前的創作，把他緩慢帶回到日常。他放下藝術，拾起一般人的作息，而藝術界在這之後，才驚覺這名男子究竟用生命替觀眾帶來了什麼。
除了服刑，還有喜悅的人生
雖然在那「一跳」後，謝德慶的生活都移往美國，今年卻依舊接受北美館邀請，成為台灣館的代表藝術家，展出「打卡」和「戶外」兩件作品。包括打卡單、遊走曼哈頓時每日於地圖上做的紀錄等文獻資料，一字排開，密密麻麻地鋪滿普里奇歐尼宮的牆壁，就像一頁生命讀本，宏大而沈重。展覽期間，許多藝術界的巨星包括瑪莉娜．阿布拉莫維奇（Marina Abramovic）和艾未未都來捧場，瑪麗娜甚至在講座中再一次重申謝德慶是她的英雄。
「即便現在看，謝德慶的創作都還是非常當代。」擔任策展的Adrian Heathfield說。度過、甚至是荒謬耗擲生命這件事，不論何時都發生在人類身上。這是為何謝德慶的創作哲學「生命是終身徒刑，生命是度過時間，生命是自由思考」依舊如雷貫耳。但也如同他不再以創作者自居後，開始認真「做生活」。走過苦澀青春，如今那些晦暗的過往，像溫暖的海浪帶著夕陽餘暉反過來包圍著他。曾經好幾度長達一整年的囚禁，一部份成了名垂青史的紀錄，一部份成為銘刻心中的存活印記。
「作品雖然艱難，但創作本身就是一種回饋。」他笑道，刻著皺紋的臉龐如今滿是豁達，「我還是喜歡活著。光這點看來，就夠正面了吧。」
文 / 歐陽辰柔 圖 / 臺北市立美術館、PEXELS
